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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英杰思想录

无边暗夜里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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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者,专栏作家,现养命于齐鲁某滨海城市。喜读杂书与禁书,作品散见于《随笔》、《时代周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报告》等报刊,著有《大历史的小切面——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版)。作者工作QQ:116333189 (专供媒体约稿用,不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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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暴政下的指挥家  

2014-09-15 16:08:55|  分类: 青史谈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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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英杰

                   (本文全文刊载于《随笔》2014年第二期)

纳粹暴政下的指挥家 - 周英杰思想录 - 周英杰思想录

                     (在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中享有盛誉的《随笔》杂志)

 

纳粹暴政下的指挥家 - 周英杰思想录 - 周英杰思想录

                                  (《指挥家的抉择》剧照)

 

 

这是一部被中国观众遗忘的优秀电影。

2001年,曾经执导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靡菲斯特》(Mephisto)的匈牙利裔导演伊斯特凡?萨博,延续其在《靡菲斯特》中所表现的主题,以德国20世纪伟大的指挥家福尔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1886-1954)为原型,拍摄了这部《指挥家的抉择》(Taking Sides)。

影片再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在纳粹上台之后,作为德国音乐界泰斗级人物的福尔特文格勒,没有和当时许多德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一样,选择流亡到国外,而是留在德国担任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在此期间,福尔特文格勒因为和纳粹高层戈培尔等人的交往,被美国军事当局认定为“将自己出卖给了魔鬼的天才艺术家”。1945年春天,盟军在占领德国之后,美军高层派出少校史蒂文·阿诺德对福尔特文格勒的这一段历史进行调查,试图坐实他是“纳粹死党”的罪名。

接到命令之后,史蒂文·阿诺德少校立即率领两名助手展开了极其负责和细致的调查。影片设计了一处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原来,这位被美军高层派出负责调查福尔特文格勒的军官史蒂文·阿诺德,二战前只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调查员,是个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的“音乐盲”。他不知道贝多芬一生只写过9部交响曲,不知道交响乐团里的“第二小提琴”为何成不了“第一小提琴”……很显然,美军之所以要选出这样一个人来调查作为音乐大师的福尔特文格勒,是有着全面周到的考量的。他们就是要用这样一个不容易被“大师”的光环弄得感情用事的人来操刀,以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和中立。

事实证明,美军高层并未看走眼。史蒂文·阿诺德少校虽然对古典音乐是一个十足的外行,但因为多次观看过纳粹在集中营里所制造的灭绝犹太人罪行的纪录片,令他对纳粹有着一种深入骨髓的痛恨。这是一个被正义和复仇的双重怒火所煎熬着的人,也是一个不惧权威、不容易被各种外来因素所影响和干扰的多少有些偏执的人。在影片中,他经常表现出的是一副因为正义在手因而咄咄逼人的架势,活像一头在斗牛场上被激怒了的公牛。调查期间,他和福尔特文格勒约谈辩论过数次,每次均是以蔑视的姿态,对福尔特文格勒进行有罪推定,甚至还对福尔特文格勒采用了虚张声势的欺骗式和威吓式审问,以至于他的两名助手都对他产生了抵触的心理。

尽管史蒂文·阿诺德少校使尽了浑身解数,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访问了柏林爱乐乐团里面的很多乐手,但最终也没有能够找出美军高层所需要的那些过硬的证据。他只能注视着福尔特文格勒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沿着办公室外面的旋转楼梯一步步地走下去……

表面上看起来,《指挥家的抉择》所描述的似乎是福尔特文格勒一个人的故事。但其实,福尔特文格勒在纳粹统治时期的际遇也可以被视作一代德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缩影。屈指数来,和福尔特文格勒遭受同样的命运的至少还有后来接替他出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冯·卡拉扬以及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同时,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也是所有被恶势力占领蹂躏过的地区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文化现象:从福尔特文格勒的身上,我们不也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日据时期没有离开北平的周作人的影子吗?

我们常常引用苏轼的一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说明“当局者迷”的窘境。事实上,评价历史人物又何尝不是这样?历史往往需要跳开一段时间再来观察才会更加客观,也才会增加一些“同情之理解”。

今天,距离那段惨痛的历史已经经过了一段不算短暂的时间。当我们重新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是不是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当年在纳粹这股丑恶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身在德国却没有和纳粹合作过的学者、艺术家乃至于普通百姓还真是鲜有其人。台湾历史学家李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当盟军占领西德时,急于想找出一个没有和纳粹势力同流合污过的有名望的人出来主持政局。结果找了半天,只找到了在纳粹上台之前担任过科隆市长、后来因为拒不合作而屡被迫害的艾德诺这根“硬骨头”,于是就请他出山当了战后西德的第一任总理。

平心而论,与恶势力的“合作”也分很多种情况,实在不宜一概而论之。譬如,有的人的合作属于主动迎合,参与作恶,并从合作中得到过一杯残羹冷炙,甚至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到处炫耀,是为“共谋犯罪”。与福尔特文格勒同一个时期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想来就有此类人的嫌疑。

而与之相比,也有一种人的“合作”恐怕只能是被动的,不情愿的和不得不如此的。这种合作属于貌合神离的消极怠工式的合作,甚至不能排除有一些是明里迎合、暗中抵触乃至于反抗的。

至于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倒向独裁者的心态,则更加简单明了。他们的听从于恶势力,只是为了能够平安地生活下去。这些人对于政治一向不很热心,赞美既然不是真心的,也就谈不上什么发自内心的厌恶和反对。影片《指挥家的抉择》中借着史蒂文·阿诺德少校的话说:“当年,维也纳有上百万人参加了欢迎希特勒进城的仪式。我的天啊,那可是上百万人啊!现在,这些人却都推说自己当时和城里的犹太人一样四处躲避,他们难道不是人吗?”

史蒂文·阿诺德少校的话一针见血,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也很让人难堪。他也许真的不能理解大部分普通人的那种“墙头草”式的处世哲学吗?通常情况下,信奉“墙头草”哲学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弱者,对于这样的一些人,到底是应该被谴责还是应该被可怜?这是的确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同样是这样的一些恶势力肆虐之下的顺民,在逢迎的同时,也时常会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善举。譬如,像福尔特文格勒一样私下里救助一下那些被打击的犹太籍的演奏家,等等。人性的复杂性在此端的是暴露无遗。

影片中,面对史蒂文·阿诺德少校当面朗读福尔特文格勒在纳粹当政时期的一些表态发言,福尔特文格勒是这样对史蒂文·阿诺德少校说的:“在纳粹面前你就要这样说话,谁都一样。”

福尔特文格勒的这句答词明显地透露出了两层意思:首先,他并不认同自己在纳粹执政语境下的那些言不由衷的表态;其次,在那种语境下也只能按照纳粹的要求说假话,否则就会被清除、被迫害乃至于被杀戮!和福尔特文格勒相类似,刚刚驾鹤西去不久的当代中国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在世时也曾经有过如下的表述:“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要有一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我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这不是什么软弱。”

纵观《指挥家的抉择》对于福尔特文格勒的态度,显然是善意的甚或是多少带有一点同情的。这可以从史蒂文·阿诺德少校的两位年轻助手对于大师的尊敬态度上可以体味出来。为了突出这一点,影片还塑造了一位极力为福尔特文格勒开脱的古典音乐迷,一位看起来非常粗野的苏联上校军官。对于史蒂文·阿诺德少校提出的福尔特文格勒为什么没有离开纳粹德国的质问,这位苏联军官立即为福尔特文格勒辩解说:“也许他相信他能保全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交响乐团和学校;他或者不能抛弃他的老母和兄弟姐妹,又或者是情妇。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为什么要抛弃他的家人,他的历史,他的将来?难道仅仅是因为有一个独裁者上台了吗?”

顺着这位苏联军官的逻辑,也许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难道因为独裁者上台了,他治下的人民就没有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了吗?就失去了追求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不被打扰的、能够安静生活的权利了吗?究竟什么叫“变节”?什么叫“堕落”?仔细想一想,还真的是一言难尽呢。

的确,现实中的福尔特文格勒和海德格尔等人一样,确实是和纳粹的高层妥协过,交易过,迎合过。他不但多次组织演出,鼓舞德国兵民的士气(网上流传的一段他在纳粹旗帜下为士兵和工人指挥演出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的纪录片就是最好的明证)。他甚至还在希特勒生日的前一天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这些都体现了他软弱的一面。但这里面究竟又蕴含着多少无奈?当这一切时过境迁,变换了人间,他能为自己辩解的唯一理由竟然是“我借口手持指挥棒而没有向希特勒本人行纳粹党礼”。

相信很多人听了这个理由都会唏嘘不已!为艺术在政治强权面前的弱势,为大师在独裁者前面的那种宾服姿态!某位伟人早就说过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枪杆子里面何止出的是政权,有时枪杆子里面也出地位,也出尊严,也出话语权,也出真理,甚至还能出——爱!学者也好,艺术家也罢,不过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专门人才,岂能有力量抗衡那些手持枪杆子的粗野无文的丘八?政治和军事的强权就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装甲车,艺术家们的那些手艺只能是一家家装潢精细瓷器店。当隆隆开进的装甲车闯进了瓷器店,不要指望还能有什么奇迹发生,那只能有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一地闪光的碎片!

由福尔特文格勒的命运,不由得联想到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操守的热门话题。我们常常能举出一些例子,用来赞美那些在乱世中做了中流砥柱的人,无论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还是“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的马寅初,又或者是在众人皆做国民党的形势下坚决不做国民党的李敖,都成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个案。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的。这些人代表的是一种道德的高标杆。唯其稀缺,所以才珍贵,才有传颂的价值。而对于大部分的芸芸众生,实在不宜以道德的高标杆标准来苛求他们。更不宜在时过境迁之后,对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过分谴责。我始终觉得,那些根本没有经历过纳粹恐怖统治的人,根本无权指责那些臣服于纳粹治下的所谓“顺民”,因为即使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恐怕也不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当时的那些人们的处境之艰难。义正词严的大道理谁都会说,但大道理有时比不上一只馒头的威力。你说是掩口残喘也好,苟且偷生也罢,有时候,人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活下去,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人性。

像电影《指挥家的抉择》中史蒂文·阿诺德少校的女助手艾米的父亲那样,敢于在黑暗统治之下举起反抗的拳头,并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人,毫无疑问是伟大且值得敬仰的英雄。但是,那些选择了沉默或者迎合的人也都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他们肯定不伟大,但是他们注定是客观存在的大多数。从某个角度说,他们也许真的应该被置于道德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但与此同时,是不是也值得旁观者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呢?他们中的每个人的确需要反思,但这似乎也完全个人的事情,同样是不可能强求的吧。

正像上文所交代的,史蒂文·阿诺德少校的确是没有得到有关福尔特文格勒是纳粹死党的直接证据,但这并非是最后的结局。战后,美军还是将这位天才的指挥大师送上了有关机构所设置的法庭。福尔特文格勒被以“为纳粹提供服务,出任纳粹时期的特别顾问,履行纳粹非官方职能,配合推行纳粹文化专制控制”的罪名而被剥夺其在柏林爱乐乐团的一切职务。他可以继续从事他所挚爱的音乐事业,但却终身不得踏上美国国土。

“我相信我们还是赢了,因为我相信这世间自有公道!”史蒂文·阿诺德少校在影片的结尾处喃喃地自言自语道。在他办公室的留声机上所播放的由福尔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的撼人心魄的旋律中,整部电影戛然而止。

但是,正义真的赢了吗?如果正义真的赢了,那么艺术呢,艺术也赢了吗?无穷的疑问依然在等待着我们去追索。(2013112-3日作于芝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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