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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英杰思想录

无边暗夜里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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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者,专栏作家,现养命于齐鲁某滨海城市。喜读杂书与禁书,作品散见于《随笔》、《时代周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报告》等报刊,著有《大历史的小切面——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版)。作者工作QQ:116333189 (专供媒体约稿用,不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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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妖魔化的康生   

2014-10-21 07:43:40|  分类: 青史谈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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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英杰

      

被妖魔化的康生 - 周英杰思想录 - 周英杰思想录

   (康生的画作。康生对于齐白石的画作一向不感冒,为了表示蔑视,给自己起笔名:鲁赤水)

如今,康生这个已经死去多年的人,作为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曾经祸害中国的极左路线的代表性人物,几乎成了阴谋家乃至魔鬼的同义词。用他所支持的文革期间流行的一个句式就是——他已经被人民群众打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永远不能翻身。

然而,这种基于公愤之上的将康生脸谱化的做法,可能已经让我们失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康生的机会。令人欣慰的是,以一种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评述康生的声音也并不是一点没有。比如,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就在几年前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经过李晋西整理的口述性亲历文章,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既多才多艺、极端聪敏,又崇尚残酷斗争哲学,喜欢玩弄两面派的阴谋家的矛盾形象。此文虽系旧文,但其史料价值依然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再三研读!

由于曾彦修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做康生的部下,彼此交往几十年,所以和那些局外观察者的角度自然很不一样。譬如,曾彦修在文中多次以比较正面的笔触肯定了康生在国画、书法、篆刻和京剧等文学艺术领域的非凡才能,甚至说:“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博的。这方面连陈独秀、瞿秋白都不如他。” 这样的溢美之词看似很出格,其实也还是尊重事实的中平之论。

而且,康生虽然是一个极端践行斯大林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哲学的“马列原教旨主义者”。但根据曾彦修的个人感受,他其实也有相对宽容的一面。作者在文章中列举了这样的一个事例:1947年当康生在晋西北执行极左的土改路线,搞得当地鸡飞狗跳、人心惶惶之时,他对曾彦修所执行的比较温和的土改政策,并没有奉行其一贯的斗争哲学对之赶尽杀绝,而只是很柔和地批评曾彦修是“书呆子”。应当说,对于康生这样一个人来说,这种反常的温和行为的确有些出人意表。

另据曾彦修回忆:解放后他曾经在路过济南时拜访过康生,而康生的接待也算尽了地主之谊。当时,已经贵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甚至叫上夫人曹轶欧和秘书,专门陪着曾彦修去大明湖游玩了一趟。从这件事情上完全可以看出,即使是魔鬼犹如康生者,其实也有念旧的温情一面。

这样的一个出身于山东诸城的富贵人家的叛逆才子,一个在上海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想主义者,最后竟然堕落到了一个集纳粹的希姆莱和戈培尔的诸多特点于一身的十分诡谲的人物,一个阳奉阴违、笑里藏刀的两面派,一个极其阴险狡诈且又深藏不漏的阴谋家,一个一手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面目狰狞、十足变态的迫害狂。造成这一切的根本性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看来,还真是一个耐心寻味的大问题。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就事论事,就人论人,那视野就有些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固然,正如俗谚所云“性格决定命运”,康生之所以呈现出了这样的乖戾人生,当然不能否定其性格等自身的因素,但是从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来看,还是应该将康生置于整个中国专制文化的大历史和大时代的背景下,从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方面看待他的所作所为,才能看出康生这个人背后所隐藏着的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

倘若做如是观,则我们可以说类似康生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绝非是“前无古人”,很有可能也不是“后无来者”。事实上,只要我们翻一下中国的历史,必定会发现像康生这样有才气、有水平的大奸巨滑历朝历代都不鲜见。比如北宋的秦桧、清朝的和珅等等,基本上都可以和康生列为同一类人。因之,将之上升为一种“康生现象”也不为过。

具体到康生而言,他亲身经历过无数次党内同志间的残酷政治斗争,其血雨腥风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对敌斗争逊色。在这样的类似于“丛林”的大环境里,很显然不打倒别人,无疑就等于要被别人打倒,聪敏的康生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点。这种大环境不仅强化了他性格中残酷和好斗的一面,让他逐渐习惯并爱上了整人害人的事业,也让他慢慢地养成了“喜怒不见于色”、善于伪装、惯于从背后下毒手的阴谋家性格。综上所述,康生在这样的一个大酱缸里,纵然是一块干净的白布,也会被逐渐同化和染黑。更何况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制造了无数罪恶的康生实际上也是一个牺牲品。他是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的牺牲品!

我们不妨可以假想一下:以康生这样的资质,如果他不是生活在20世纪波谲云诡、刀光剑影的革命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类似于如今的英伦小岛那样平稳而和谐的社会环境下,那么几乎可以断定的是,他的一生必定是另外一种气象。他也许会成为一位出色的画家或者表演艺术家或者文物鉴赏家,而唯独不会成为一位满脑子都是斗争哲学、一天不整人就不自在的“变态革命狂”。这大约就是晏子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的道理吧?

而且,在一个暴戾的文化环境里,越是有才气、有水平的人一旦为恶的话,其所造成的危害也越大。对于这一点,北宋的司马光早就有深刻地洞察。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处,司马光首先强调了选人用人的标准问题。他将人才分为四类:德才兼备的“圣人”,无才无德的“愚人”,有德无才的“君子”以及有才无德的“小人”。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用人观”:“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的理由是:“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并且感慨说:“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熟悉北宋党争的人都知道司马光这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政敌王安石。但900多年之后,我们以这些话证之以康生这个殷鉴不远的历史人物,不亦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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